- 于沛;赫治清;陈锋;倪玉平;
<正>主持人语(陈锋):研究历史,离不开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与方法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问题。这一期笔谈缘于在武汉大学的一次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讲座,于沛等先生即是讲座的主讲者。《史学集刊》的编辑孙久龙先生学思敏锐,在讲座过程中即要求我组稿,得到诸位先生的允诺。于沛先生曾长期主编《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是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著名专家,其他参与笔谈的作者,虽然术有专攻,但并不是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道"中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期笔谈是"业内""业外"的组合。也或许由于这种组合,带来一些新的气象,不至于流于"空泛"。于沛先生在世界整体史观的视野下,谈论"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核心理论",值得认真研读。事实上,这一论题不仅仅是世界史学科的问题,我在20多年前的一篇习作《马克思主义整体世界史观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就曾经指出:"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论,整体世界史观不仅对重新审视世界历史有重要意义,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也同样富于启迪"。赫治清先生重提"唯物史观是史学研究基本理论和方法",是基于自己的研究实践,有相当的说服力和借鉴意义。倪玉平教授的大作以及笔者的小文,也同样是基于研究实践的思考。希望对读者有所助益,当然也希望得到读者的品评意见。
2020年01期 No.186 20-3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1K]
- 鲁西奇;
甲骨文、金文以及秦楚瓦文、简牍中所见的"封"("夆")乃是人工堆筑的土堆,其上或植有树木;"封"多沿着道路设置,用以表示其地域之归属;田地中的"封"则置立于田畔或阡道上,用于标识田地的归属。金文与秦楚简牍中所见的"疆""畺"或"彊",则是人为地划出的界线,它可以但并不必然表现为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界"也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却有具体的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作为标识;用于表示"界"的地理事物主要有关、垣、离、格、堑、封、刊、坞、虎落、天田、立石等人为的地理事物,以及山、川等自然地理事物。
2020年01期 No.186 54-6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0K] - 游彪;周玥;
陶榖曾先后在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任官,是五代宋初文人的典型代表之一。其性格偏激急躁,追求名利,行事作风为当时人和后世所诟病。然而,陶榖的形象通过史料和文学作品的加工处理而典型化、脸谱化,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其真实面目。通过对陶榖家庭背景和行为的具体分析,可以对陶榖其人有更加真实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认识五代宋初所面临的士风重建问题。
2020年01期 No.186 65-7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3K] - 刘晨;
江南是太平天国建立较稳定统治并有力推行各项政策方略的地区。太平天国政府作为该区域的政治实体,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主要采取了"应变十策",旨在完成由"打天下"向"坐天下"执政理念的转型。但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但某些地区的太平天国地方当局在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仍能于社会建设领域有所建树,所以过去认为太平天国"重立不重建"的政权建设惯性也仅是相对而言的。政府调控和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还是国家统治技术和社会战略的体现。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实态。我们发现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以较为积极的姿态向乡村社会渗透,不同于该时期绅权扩大的一般势态,占领区的绅权呈现被压缩的另面镜像。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清政府在重整社会秩序工作中有意识地继承江南绅权被压制的趋势,在更广范围内限制和约束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并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影响。这一视角还为我们客观理性地认知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切入点,呈现了太平天国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
2020年01期 No.186 72-8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2K] - 袁指挥;
在马里时代,西亚诸国逐步发展出制约战争的惯例。在发动战争之前,要为战争找到合法的理由,同时需要获得神明的赞同和友邦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要进行公开宣战。在战后对战败国的处理上,虽然存在野蛮的毁城杀人的向例,但是较为人道的战争惯例逐步发展起来:有限摧毁敌方城市,善待敌方战俘与百姓以及掩埋敌方阵亡者尸体等。马里时代的战争惯例,继承了公元前3千纪的某些战争惯例,同时又对古代西亚战争的惯例做出了新发展。马里时代战争惯例的形成,与此时大国争霸、同盟化战争以及战争的频繁有着密切关系。战争的巨大破坏力,也促使较为人道的战争惯例出现,它们代表了古代西亚战争惯例的发展方向,具有进步意义。
2020年01期 No.186 88-9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3K] - 赵秀荣;
占星医学是16-17世纪英格兰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占星医学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英格兰社会的肌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占星术认为宏观的宇宙影响着地球上的一切。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占星家是西蒙·福尔曼和理查德·纳皮尔。占星医学神秘的仪式感、占星医学把疾病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解释、占星家试图通过深奥的"科学"来解释这个世界的谜题是占星医学流行的主要原因。占星医学填补了当时医疗市场的不足,并为时人提供了宗教之外纾解病痛和压力的渠道。当时也存在对占星医学质疑的声音,认为它是迷信的、骗人的把戏。
2020年01期 No.186 98-10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4K] - 刘峰;
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并非一定以对抗欧美为根本目的,因而它与所谓的"协调主义"路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这意味着"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存在着可能性。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它自下而上,由日本陆海军、外务省等各分支机构到最高首脑决策,经历了一个逐渐向外交国策渗透发展并最终讨论成型的复杂过程。可以说1933年斋藤内阁"五相会议"所制定的《外交方针》正是其政策化的典型表现。该方针将"协调主义"作为辅助手段,明确宣布今后日本的国策在于"实现帝国指导下日、满、华的提携共助"。这意味着"不放弃协调主义的亚洲主义政策"在当时已告形成。
2020年01期 No.186 110-1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