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欣;
《汉官仪》《通典》《文献通考》等文献所载的博士举状文书是研究汉代保举博士制度的关键史料。“举状”“行状”又称版状。该文书针对的是博士,而非博士祭酒。通过对文书内容的分析可知,汉代官府保举博士既注重保举对象的学术能力,又关注其品行,对其人际交往范围也作了较严格的规定。博士举状应出现于东汉光武帝之后。该举状不像一般性的制度规定,更像特定的、针对某生的具体举状,而且应是多个机构所作举状的综合。综合后的举状可作为三公、尚书台等机构鉴定、选拔人才的重要依据。博士举状文书属于官文书而非普通的制度文献类记载,具有完整性和独特性等特点。
2025年03期 No.218 49-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1K] - 何一民;刘清愔;
十六国时期(304—439),黄河城市文明在各民族政权更迭中呈现出“破坏—重构—再生”的多重面相。各民族政权的频繁更迭虽导致洛阳、邺城等核心城市遭受军事摧毁与秩序破坏,但其统治者对中原正统性、合法性的主动追求,推动了“胡族”文化元素与中原城市传统的深度融合。从初期“创伤性破坏”到前期“正统性重建”,再到后期“整合性转型”,黄河城市文明在政权博弈中展现出强大韧性:一方面通过都城选址的政治象征意义建构统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以建筑形制、经济功能、文化空间的胡汉杂糅,为北朝乃至隋唐城市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奠定基础。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城市载体上的动态生成,印证了中华文明“冲突中融合、断裂中再生”的独特逻辑。永嘉之乱后中原城市体系崩解的多维动因,揭示了自然灾害、军事冲突与制度断裂对城市的系统性冲击;前秦、后赵等政权都城选址的华夏化策略,论证了其实践背后蕴含的正统性建构逻辑;十六国后期都城营建中的文化调适机制,在都城建设中形成了“胡汉元素层累叠加”的特殊形制,这种“破坏—重建—创新”的发展模式不仅维系了黄河城市文明的连续性,而且催化出新型城市文明形态,为后世都城规划范式奠定了重要基础。
2025年03期 No.218 61-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3K] - 李军;梁雨昕;
石刻材料作为传世文献的重要补充,备受中古史学界重视。通过分析崔郸、令狐梅、裴夷直和牛僧孺等人的碑志材料,我们可以发现撰文者为了将当事人与失势的李德裕划清界限,同时也出于保护自身的考量,在相关碑志中掺入了不少虚构的史实。这种做法隐蔽性较强,从而给学者的研究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学界在利用牛李党争背景下所生成的碑志材料时,不仅要挖掘其所提供的历史信息,而且要留意时局对石刻材料所产生的偏差性影响。
2025年03期 No.218 74-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4K] - 郭卫东;
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形态转变,历次变迁性质有别。清朝自我开关虽属独立操作,但统治者眛于外部世界,中外施政有逆向走势;约开则纯是外人的侵占,中方丧权辱国;自开则多了一些对通商口岸的新认知和主权意识的新觉醒;1930年代后,中国不再专辟条约口岸。从清朝的自我开关到晚清的约开商埠,再到清末的自开口岸,延至民国年间条约口岸的部分撤废,仿佛轮回,情况却大不一样。通商口岸的历时性演变,不仅反映出中外关系的巨大变动,而且全方位地影响着中国社会。
2025年03期 No.218 84-9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8K] - 周良书;
中共党史研究,要以人作为叙事的中心,应当在它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对人的关怀。党史研究关注的“人”,首先应是有生命的具体的个人。这就要处理好诸如“过去的人”和“现在的人”,“正面的人”和“反面的人”,“杰出的人”和“平凡的人”等认识上的一些复杂问题。党史研究还应关注群体的“人”。因为个别历史人物的“动机”,并不仅仅体现他个人的思想,而是代表参与运动的群众之“普遍动机”。这表明在党史研究中要突出群体的重要性。
2025年03期 No.218 93-10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5K] - 陈立军;
于近代兴起的商品蔬菜种植业,是英国摆脱传统农业,实现农业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重要基础。它的兴起与发展,是消费革命与新的市场需求等诸多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与传统农业相比,商品蔬菜种植业创造了惊人的经济效益,为种植者带来了财富,从而产生了报酬递增效应。通过不断地自我强化,到19世纪末,商品蔬菜种植业实现了规模化和职业化,对近代英国的农业产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英国商品蔬菜种植业的历史考察,不仅可以深入探究近代英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法与路径,而且可以引导我们进一步探讨农业转型的多样性。
2025年03期 No.218 103-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5K] - 许金秋;顾佳琪;
谢尔盖·谢苗诺维奇·乌瓦罗夫是19世纪俄国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思想家。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俄国的社会变革,为乌瓦罗夫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同时也塑造了其思想体系的独特性:既非传统保守主义的复刻,亦非自由主义理念的移植,而是在俄国传统专制体制与欧洲新兴思想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乌瓦罗夫的思想主张涵盖了诸多方面,主要包括基于地缘政治思想的东方学阐释、以历史宿命论与历史进程论为核心的对俄国历史发展的诠释、旨在加强历史教学与凝聚民族精神的教育理念,以及为应对俄国专制制度危机而提出的“官方民族性”理论。从大历史观来看,乌瓦罗夫的思想体系对俄国教育制度革新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2025年03期 No.218 113-1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0K]